来自遥远星球的两个外星人
Due alieni giunti da un pianeta lontano
文/Gian Paolo Ormezzano
一位都灵球迷记者的纪念文章。
鉴于没有任何记者曾经比我更加了解詹皮埃罗·博尼佩尔蒂——他是尤文世界的头号君主而我是都灵阵营的无名小卒，他持有测量师文凭而我是古典高中的学生，他有金色的头发而我是褐色，他始终头顶浓密而我早就秃了头，他是右派而我是左派，他沉默寡言而我喋喋不休，他有三个孩子我也一样，而这六个孩子中有五个降生于同一位产科大夫之手，他的长子名叫詹保罗——是Gian还是Giam？也许永远搞不清楚，就像他的詹皮埃罗一样——与我同名，他是声名显赫的足球运动员而我是个乳臭未干兼且滥竽充数的冒牌（用今天的话说，临时）记者，他是与我阳台相望的近邻，我们住在都灵半郊区同一座四面临街的院子里。
而他从未让我为他做过哪怕一次像那么回事的采访，尽管他允许我完成了那本以他名义出版的回忆录，《我的尤文图斯》：那是我们交情的起始，因为我还在《都灵体育报》混日子的时候“卡林”【1】，报社的尤文球迷社长，曾经把我引荐给他（“这是我从未出生的儿子”），只因他自己已不再有胃口和时间去做“影子作家”的活计。书最终出版了，靠的是我借来的钱，多少算是畅销了一把，于是在余生全部的日子里——那是五十年代末的事了——詹皮埃罗总要问我是不是真的在那本书上赚了比《亲爱的尤文图斯》更多的钱，后者是与他势不两立的同袍奥马尔·希沃里署名的；每一次我都给予肯定的答复，我说的是真话，而这也每次都取悦了他。
【1】Carlo Bergoglio (1895-1959)。“Carlin”是他的笔名。
我们的交情胜过骨肉兄弟，但只有一种情况下例外，通常每年发生两次，就是都灵德比。在他面前我的立场甚至比支持都灵更进一步：我彻底与尤文为敌；他对我谈起他是如何热爱“大都灵”的球员们，在球场上忍受折磨却在场下与他们把臂言欢，他与其中三个人【2】在都灵市中心的街巷里不含恶意地拳脚相向，他说瓦伦蒂诺·马佐拉是所有时代所有国家最伟大的球员，超过了所有其他人……我是不会对尤文说这种话的，永远不会。
【2】守门员Valerio Bacigalupo, 中后卫Mario Rigamonti和中场Danilo Martelli。参见文后附录的访谈。
没有过哪怕一次采访，甚至当我告诉他《都灵体育报》派我为他写一册球员传记，题为《金发小子》的时候，收获的是他的一脸怪相。那意味着在他都灵市区的书房里度过的一个又一个小时，在那里他作为实业家得心应手地经营着一大堆事务，总要给我展示他阿尔卑斯山地兵团的帽子，他被选中在温布利代表世界明星队[sic]和英格兰比赛（4-4，他进了两球）的照片，他已无数次告诉我他是都灵德比的历史最佳射手，14条伤口留在我的心上。
年长七岁的他在我面前一直扮演着终极智者的角色，直到两年前， 90多岁的年龄对他来说终于有些太多了，他的头脑开始混乱。但是他的最后一个生日那天，2020年7月4日，我们还通了电话，我大为满意：詹皮埃罗的谈吐和记忆仍然没有一点裂痕。和往常，也就是和过去远超半个世纪的岁月里每一次一样，我们说起天主和凡人，女人和汽车，前锋和后卫，喜悦和伤痛，还有不同颜色的球队和球衣。
直到最后他也没有原谅那个星期日我的决定，那一天他邀请了我，计划是这样：清早从都灵出发，坐在他配有司机的轿车上，访问翁布里亚的翁贝尔蒂德庄园，那是他作为土地测量师为阿涅利家族管理的产业，品尝几种重量级的葡萄酒，在球场看完一半佩鲁贾对尤文的比赛，但是半场结束之后必须返回都灵，最多在收音机里听听消息。我却告诉他我的职业是记者，我到佩鲁贾去只能是为了报道赛况，所以，阿门。
是他让我拥有这一段充满诚实和热爱的莫逆友谊，热爱生活，热爱体育，热爱整个世界，是他与我一道壮游我们深爱的皮埃蒙特并度过那些欢乐时光，是他招待我在他的家乡诺瓦拉度过了无数个圣诞节前夜，在那里他和别的诺瓦拉名人着实造出了不小的场面，为了满足口腹但也是为了造福别人。是他帮我和诸多贵人交上朋友，首先就是和吉亚尼·阿涅利；也是他让我得知了以下事实，我有必要将它写在这里——人们说他吝啬，其实他极其大方，条件是他自己意识不到。如果告诉了他那就糟了。
而他向我索取的回报则是他不早不晚刚好就在我前往法国向若干号称专家的医生求助一大堆健康问题【3】的时候去世了。和他的儿子詹保罗通电话的时候我眼中满是泪水。可是我在心里为詹皮埃罗流的泪水更将永远没有尽头。我还将日复一日地在他的对照之下渺小下去，足球意义上，我指的是他始终以特定的方式爱着都灵队而我却做不到对尤文这样。
【3】本文作者在2020年感染了新冠肺炎，后文他会提到这件事。
至今世人仍无从通晓“充满爱意的心智如何联通彼此”，“那是凡人内属神的天资”（福斯科洛【4】）。更何况是一个都灵球迷与一个尤文球迷呢。很显然即使我在街头卖烤栗子而他统领一支海军舰队我们也注定结下最深的友谊，可是为什么会这样？1960年的罗马奥运会落幕之后，我答应了一位记者好友，要把利维奥·贝鲁蒂【5】请到他家去，满足他幼子的心愿；当詹皮埃罗得知这个计划，他极其大方地对我说；“我也一起去吧。”我们利用了罗马举办的一项颁奖仪式，意大利最有名望的足球明星和最伟大的运动员刚好受邀出席。需要从罗马到圣马里内拉【6】去；于是我与利维奥重走了一小段上个月刚刚走过的路，那时我和奥运会的英雄一起回到都灵去。多么美妙的一天。爱好科幻故事的读者不妨想象一下如今的时代还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发生同样的事，在这个赞助商成为主宰，猛禽般的记者与摄像机随处埋伏，而体育明星都是亿万富翁的世界里。
【4】Ugo Foscolo: Celeste è questa/corrispondenza d’amorosi sensi,/celeste dote è negli umani;[…] .（属神之事/是充满爱意的心智联通彼此，/那是凡人内属神的天资。）
【5】Livio Berruti（b. 1939），都灵人，1960奥运会男子200米金牌。
【6】沿海市镇，在罗马西北约40公里。
他从未透露过哪怕一条对我有用的消息，有关球队阵容，肌肉状态，更衣室里还有转会市场上发生的事，至多有时说起一点内情却又随即警告我严守秘密。当他突如其来地宣布退役【7】，他可没有预先通知过我什么。我这辈子都没能抢在他前面写出过任何一篇报道，至于我主管《都灵体育报》并对尤文俱乐部屡加批评的那些年就更不用提了；那是皮埃蒙特-撒丁王国子民典型的萨伏伊式谨慎。我们两人都从未觉得这一切有什么问题。有一次他问我：“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是我们的人，你的事业可以做到什么地步？”我答道：“肯定会有更多的钱，但我根本就不在意，也许还会有一座塞斯特列雷【8】镇上的度假屋钉着菲亚特的门牌，但也不过和你的那座一样而你自己一次都没去过。”于是我俩一起哈哈大笑，而我们的两个妻子外加六个孩子向来看待我们就像看待两个来自遥远星球的外星生物一样。
【7】1960/61赛季意甲最后一轮赛后，传说博尼佩尔蒂脱下球鞋交给更衣室管理员的时候若无其事地说：“我的球鞋在这儿，我已经退役了。”
【8】以老乔瓦尼·阿涅利在当地盖造的滑雪场著称。
上一次当面见到他的时候我告诉他贝鲁蒂状况不妙，走路都很困难了。詹皮埃罗问：“那是谁？”（显然他们俩是老熟人了），我给他看利维奥的照片，他毫无反应，于是我说“现在我只想知道你还认不认得我”。他滔滔不绝地讲起关于我的事情，问我现在记性如何，我说还很好，他便问我平时做些什么保持头脑活跃。我说“我忘了。”但他却没有发笑；我因此明白某种不可见的损害确已无法挽回。从那天起我便开始倒数计算红日西斜，或者应该说陨落的时刻，我开始等待最后的消息而它果然在我出国治疗恐怖的Covid留给我的众多后遗症的日子里来到了，整整过了三天我才有能力对詹保罗说出这一切。
不可能了；以前没有过以后也再不会有了；再不会有另一段同样美丽的故事了，其中一个主角是伟大的球员和管理者另一个只是渺小的记者却幸运地记得所有的事。詹皮埃罗，谢谢了。
博尼佩尔蒂，尤文永恒的象征
Boniperti, eterno simbolo della Juve
文/Gian Paolo Ormezzano
同一位都灵球迷记者的另一篇文章，有少许内容上的重复。
詹皮埃罗·博尼佩尔蒂对于这位离他最远而又最近的记者来说永远是一项考验；自从两人年轻时隔着各自的阳台招呼交谈的时候就是如此，他们住在都灵半郊区同一座四面临街的建筑里。
真相是，尽管表面上看起来是所有体育界要人中最为单纯，具有最为欧几里得式简洁头脑的一位，詹皮埃罗的内在却居住着若干截然不同的人格，有时凸显出他骇人的诚实，有时又透露出投机的狡猾，这种狡猾在另一个世界会被称为政客的才能但无论如何仍保有他那无与伦比的尊严。然而他的行为又总是前后一致的。如果我们用大白话的说法，那就是持有测量师文凭的，来自诺瓦拉省巴伦戈镇的，惯于和农场或稻田里的人们打交道的，詹皮埃罗·博尼佩尔蒂，他不仅在自己身上最为珍视而且在别人身上也不吝欣赏的品质，用我们大白话的说法，那就是这位早先的尤文球员，后来的尤文主席，向来都固守自己不顾一切的诚实加上精明审慎的智慧。要想做到，以及要想知道如何做到这一切，必须得是和他一样的人：一位顶级选手，用脚踢球，用脑子解决问题。写下这几行字的作者享有身为他至交好友的特权，这特权给人巨大的满足也要人付出巨大的努力，但还不止：此人作为体育记者的生涯从他那里开始甚至可以说也已在他这里结束，两人的事业显现出惊人的平行性，他们彼此的信任牢不可破却从未造就过一次轰动的采访，对记者一方这意味着数十年如一日地错过报道独家新闻的机会，对那位足坛中人则意味着始终在对面拥有一位爱他，理解他，如果需要的话（极为罕见）随时愿意帮助他的朋友。
象征
他不仅忠诚于并效力于尤文图斯；他“就是尤文图斯”。那位记者，都灵球迷，与他养成了每年两天（也就是两回合德比的时候）彼此憎恨的习惯，其他的时间里，他们之间不但恨意全消，而且充满了截然相反的情感。这里绝不是记者在为那位由于友谊的缘故已和亲生兄弟相差无几的死者撰写悼词。记者只是想要指出他的主席朋友在道德上和管理上的崇高程度，现代足球世界之前从没有人达到过，很可能之后也再没有机会达到。然而这位记者更怀疑就连像他们之间这样的友谊，饱含原初的情感而隔绝一切利益，在今天的体育界也已找不到容身之地了。
销量
我和詹皮埃罗有将近70年的交情，他从未允许我给他做过专访，而我其实也没有想过提出这样的要求。我执笔并出版了他的回忆录《亲爱的尤文图斯》[sic]，那是在无数支离破碎的讲述，生怕惹人厌烦的疑虑，以及各种各样的保留态度中间由他口授给我的。希沃里的书也是一样：这两人关系紧张，他们之间的斗争甚至延伸到了谁的书卖得更好：詹皮埃罗赢了。明知你的颜色与别人不同而且往往不能被全部理解，还要为别人画像，实在是一件痛苦的事。我并且需要向博尼佩尔蒂解释为什么我们都灵阵营的球迷管他叫“Marisa”（”你不该在球场上还掏出手帕擤鼻涕而不是直接用手“）。当他给头生的儿子取名詹保罗，我成功地没有为之感动；准确地说我在感动之前首先感到的是喜悦和自豪。在他为家庭操劳的时候我始终伸出援手（詹保罗，亚历桑德罗和费德丽卡相继出世，他的家庭产科医生和给我头两个女儿接生的是同一个人），我得以在他的家中和办公室里当着他温柔的妻子罗茜、和他严肃的女秘书罗珊娜的面仍然谈论我的都灵队。我们两人总是互相使着眼色：的确，足球就是一切，工作就是一切，然而还有多少其他妙不可言的东西，我们知道、拥有、甚至交换过啊？
一次……爽约
热烈的情绪和感动，对于一位记者，就像对世界上许多其他职业一样，属于在工作时理应搁置一旁的感情。詹皮埃罗曾无数次教给我这个道理，往往是在他的球队成绩不佳，而我厚颜无耻地想要从他的失望中得到一点快意的时候。我也曾背叛过他一次：他邀请我和他一起到佩鲁贾去看尤文的比赛。他会在清早来接我，配有轿车和司机，但是有一个条件：上半场结束后就要离开球场，他的心脏承受不了90分钟的紧张状态。我告诉他和他一起看球却只看半场，置我该写的比赛报道于不顾，那无异于对记者职业的犯罪行为，于是他回答：“可惜啊，我们本来可以聊多少事情，收音机总会告诉我们比赛的最新情况，而且说不定你要的专访不知不觉间就会到手，你再也不用白费力气在我这里没事找事了，从我们认识以来就没有停止过。”
附录：詹皮埃罗·博尼佩尔蒂，所有的回忆都有色彩（访谈）
Giampiero Boniperti, i ricordi sono a colori
作为对逝者的纪念，L’Ultimo Uomo首次发表了一篇2012年的采访记录，由Vittorio Martone和Enrica Speroni (1954-2013)完成。
我的电子信箱收到那封邮件的时候还是2012年2月12日。电邮的附件来自Enrica Speroni，《米兰体育报》的传奇记者，我们有过频繁的信件来往，为了安排一次与博尼佩尔蒂的访谈，因为我那时正在与我的朋友、Rai的电视导演Francesco Frisari制作一部广播纪录片。Enrica Speroni——她如今也已过世了——是世界上唯一能够采访到博尼佩尔蒂的记者。也正是在她的劝说之下，博尼佩尔蒂才会在一天早晨打电话来：“你好，我找Vittorio Martone”，“我就是”，“早上好Martone，我是博尼佩尔蒂”，这就是他的全部开场白，我也因此多少明白了和此人谈生意在当年意味着什么。在电话里他告诉我他同意了我们的采访邀请和我们列出的问题，几乎全部是关于他1950年随国家队参加世界杯的经历，那时他们是乘船去巴西的，因为一年前才发生了苏佩加的悲剧。采访可以进行，但只能由Speroni去见他。Speroni拓展了我们的问题，并随后将下面这篇稿件发给了我们，博尼佩尔蒂价值千金的回答都用引号括了起来。这次采访我们后来在制作有关1950世界杯的节目时用到了，但它的文字版此前还从未发表过。（Vittorio Martone）
***
所有的回忆都有色彩；即使最遥远的也一样。只要一眨眼的功夫，詹皮埃罗·博尼佩尔蒂就在眼前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看到了母亲卡蜜拉和父亲亚加比奥忧虑的面容，他们来为即将登上“西瑟斯号”的儿子送行。目的地：巴西。“我的父母对这次长途旅行很不放心。比起世界杯他们更容易想到的是苏佩加，是‘大都灵’的悲剧。”
1949年5月4日，他们的飞机撞在大教堂一侧的山上，全员遇难。“我至今清楚地记得那个下午，可是又怎么可能不记得呢？每次望见苏佩加山我都会立刻想到他们；而苏佩加山我每天都望得见。”
突然之间一切都改变了。人生有了“之前”和“之后”的分别。“我那时还不满21岁。但那支都灵队我已经很熟悉了。我在尤文图斯的第一年，1946/47，踢的是替补，每到周日只要尤文是客场，我就会去Filadelfia看那支马佐拉率领的冠军球队的比赛，马佐拉的伟大超过了任何其他人。后来我成了主力，我和他们在球场上较量，那些比赛早从开踢7天之前已在啃咬你的内脏，我说7天不是随便说说的。在Alfieri街上有一家Tolmino餐厅，离都灵俱乐部不远，我总是在那里吃饭，和巴奇加卢波、里加蒙蒂和马特利坐同一张桌子，那三个人被称作尼斯三人组因为他们都住在尼斯路上。我们是几乎天天见面的好朋友。可是一旦德比快要到了我们就会变成陌生人：他们在一边而我在另一边，从赛前一周开始直到赛后一周才结束。大家都太紧张，太兴奋了，最好还是离得远远的。等到德比的热度过去，我就又会回到Tolmino餐厅，坐在原先的位置上了。”
现在让我们接着说1950年的世界杯吧。全队乘上了轮船，因为飞行令人恐惧。旅途如此漫长……
“说漫长可太简单了。仔细想想其实还不如干脆留在家里：整整在船上18天，这种旅行只适合用来玩凯纳斯特或者tressette纸牌，而不是准备踢世界杯比赛。我们中途在加那利群岛停了一天，在真正的场地上踢了一场训练赛，然后就没了。球队在舰桥上训练，结果一转眼皮球就掉下了海；一半是不小心，但也有一半是故意的。大家只能跳绳来训练耐力，除此之外完全不知道怎么打发时间。我们打牌，数星星，但大部分时间还是无聊得要死。”
西瑟斯号是专供国家队使用的吗？
“不是，二等舱还有其他旅客，但和我们没接触过。我们在头等舱，没有任何混杂的机会。”
你们之间的气氛如何？
“在球场上有时互相推搡，但比赛结束后大家都是朋友。洛伦齐（Benito Lorenzi），一个很不着调的托斯卡纳人，喜欢胡说八道所以——但总是开玩笑的——有时需要给他点颜色看看。和那些人在一起是愉快的，只不过像这样路上耗时太久而且所有人都挤在很小的空间里，旅行就会成为一种负担。而且轮船不断地颠簸，我们都吐得晕头转向。”
最后还是靠岸了。
“我们在巴西受到的热烈欢迎真是太美妙了。看到意大利移民们因我们而快乐实在是令人感动。球队在意大利竞技场【1】训练，无论走到哪里身边都围着大群过节一样的移民同胞，他们坚信我们必将获胜，作为对艰苦命运的报复。然而我们的状态却一塌糊涂，这在首场对瑞典的比赛就立刻暴露了出来。对手是坐飞机来的，准备充分，体力充足。我们则相反。那场2-3的失利决定了我们的结局，几天后战胜巴拉圭已于事无补：我们的世界杯只踢了两场比赛就结束了。简直没法回意大利了，最后大家决定改坐飞机：返程不再是18天而只需36小时，这对我们的恐惧多少算是一剂良药。只有洛伦齐和卡拉佩雷斯（Riccardo Carapellese）仍然选择了乘船回去。”
【1】帕尔梅拉斯的主场。
但巴西仍然留下了它的印记。“非常漂亮的国家，极其善良的国民，还有美貌绝伦的女人。”过了一年博尼佩尔蒂又回到这里，代表尤文图斯参加“里约杯”，它和后来的Mundialito有点类似，尤文和另外4支欧洲球队（里斯本竞技，尼斯奥林匹克，奥地利维也纳和贝尔格莱德红星）受邀出席。
“一开始我们大受冷遇，无论巴西人还是意大利移民都不怎么看得起我们，一年前世界杯的丑陋表现他们还记忆犹新。但没过几天就完全不一样了，美妙无比。巴西人以足球为生命，甚至将足球放在家人前面，于是他们看着我们踢球越来越惊叹，尤其是从我们4-0大胜帕尔梅拉斯的时候开始。我们打进了决赛，结果正是输给了帕尔梅拉斯，经过在马拉卡纳的两回合比赛（1-0，2-2），现场足有二十万人，歌声没有一刻停止过。我是赛事的最佳射手【2】。真是一段不可思议的经历，其实整个杯赛都是不可思议的。我们踢得很好，起初在圣保罗，后来在里约，观众的热情都淹没了我们。真是一个壮丽的国家，舞步一般的足球，蔚为壮观的风景，还有无数绝美的姑娘。”
【2】连他在内共有4名球员打入5球，其中包括他的队友丹麦球星普莱斯特。参赛的8支球队分为两组，尤文的小组赛是在圣保罗踢的，所以有下文的说法。
似乎其中一个姑娘还爱上了您……
想到那个总是出现在他散步的路上，在酒店外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的女孩子，博尼佩尔蒂笑了，“可是我们甚至都没有交谈过。是酒店的服务员告诉了我，我才得知她执着而安静的存在。”
主席先生对里约杯的回忆并无夸张成分，这一点在2001年已被一个专程为那届杯赛50周年到意大利来采访他的巴西摄制组证明了。接下来的几届赛事巴西方面仍然邀请了尤文参加。场内令人愉快，场外也一样；既到过大使馆，也到过夜总会。或者，按博尼佩尔蒂自己的用词，“tabarìn”。
可是巴西之旅仍然称不上旅行中的旅行。你说出伦敦，他已经容光焕发；你只说出这两个字，他已回到1953年10月21日，见到自己在温布利球场的更衣室里，作为国际足联选中的唯一一位意大利人，代表欧洲明星队挑战英格兰国家队，庆祝该国的足球总会成立90周年。一场4-4的平局，在足球之父的主场，而他独进两球。“非常漂亮的比赛。那是我职业生涯最令人兴奋的经历。”
他记得那场盛会的所有细节，他的回忆总是从都灵开始而且永远如第一次讲述那样鲜活。“球队仓库管理员帮我打好了行李，我到俱乐部去拿了机票，我哥哥把我送到米兰的机场。落地之后——我已经记下了酒店的地址——我四处张望，见到一位先生拿着一块牌子：博尼佩尔蒂。我心想，他是来接我的，我走过去给他看我的护照。他说：OK，我们就一起到酒店去。”
第一道语言障碍就这样聪明地跨过了，但下一道比这要困难得多：您是怎样和一群瑞典人，南斯拉夫人，匈牙利人等等互相理解的？
“我们并不是完全陌生的。许多人，从贝亚拉到查伊科夫斯基，我其实已经认识了，因为和他们做过对手，诺达尔那时已经在米兰了。在球场上没有任何障碍，我还进了两个球，大家都看得出我是会踢足球的。在更衣室里我们可以打手势。我还记得波西帕尔带了一个药箱，令人印象深刻，什么东西都有：治拉伤的，扭伤的，胃疼的，发烧的，还有嗓子哑的……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装备。他的一种药膏害得诺达尔哭了鼻子：本来要用它涂在大腿上止痛，不料他还没有来得及解释怎么涂，诺达尔就已经抹了一大块在皮肤上。德国人Noooooo——的喊声和瑞典人的惨叫声同时响起，后者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皮肤又红又肿，就像烧伤一样，于是大哭起来。另外我记得波西帕尔的行李箱里还装了一只巨大的香肠。”
博尼佩尔蒂的言语间满是得意：“温布利球场，足球的圣殿，我在那里进了两个球。对英格兰人进的，那时他们自认为是足球运动的导师，居高临下地看待所有人。那种感觉是无法描述的。返回米兰的时候，我在巴伦戈的几个朋友和我爸到机场来接我。一个记者都没有。时代变化太大了。唯一采访过我的是律师（阿涅利），他把我叫去要听我把所有的事情从头到尾再讲一遍，尽管他其实已经专程到伦敦去看过那场比赛了。”
谁在温布利进过两个球，晚上睡觉也会梦到它们。没有任何成就能与之相比。伦敦城则为那两个进球加上了画框的装饰，而它也同样是珍贵的。“那些街道，那些楼宇，那些园林。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一来一去你觉得自己就是世界的主人。”
离那一天已有将近60年了，但博尼佩尔蒂用的仍是现在时。提起伦敦他眼前出现的是蒙哥马利将军赛前在中场检阅两支球队的场景，他的耳边仍是温布利的观众在他的进球面前难以置信般的沉默，而他每一次都重新品尝了同样的骄傲，因为他是以不败者的身份退场的。
承认吧，主席先生：提起伦敦您仍然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主人，就像您在1953年一样……
他看过来，笑了笑，没有否认这一点。
原文链接：https://www.ultimouomo.com/giampiero-boniperti-ricordi-colori-intervista/.
路德教徒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