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iana Fallaci：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纽约，1966

~ ilmondononmivuolepiu

他就这样来了：瘦小、脆弱、被千百种欲望、失落和痛苦消磨过的身躯，穿着一身大学生的行头。所谓大学生我是说身材苗条、热爱运动、会打棒球和在汽车里做爱的那种。榛子色的套头衫，心口部位缝着皮面的口袋，有些过度紧身的榛子色条绒裤子，装有橡胶鞋底的麂皮鞋。一点也看不出他已经四十四岁了。想要看到他的真实年龄，除非走到窗边，让光线无情地直射在他的脸上，拍打他清澈而忧伤的眼睛，精瘦干枯的面颊，还有被颧骨拉扯绷紧的皮肤，凸显出下方颅骨骨架的形状。是过度疲劳的缘故吧，我想。夜间他对所有的邀请避之不及，一门心思投身哈莱姆、格林尼治村、布鲁克林或是码头一带最黑暗的街巷，钻进那些连警察都不肯入内的酒吧，寻找美国与他的烦恼、他的兴趣相称的，污秽暴力不幸的一面，直到黎明时分才再度现身位于曼哈顿的旅馆：眼皮浮肿，浑身酸痛，仿佛对自己还活着深感惊奇。我们都认为再这样下去，总有一天他的尸体会被人发现，心口中弹或者喉管被割开：像这样在纽约乱跑是疯了吧？他抵达纽约已是十天以前了。他是为电影节而来，主办方放映了两部他的电影。我实在很好奇这位坚信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位愤怒的基督徒，总而言之，帕索里尼对美国的观感是好是坏。自然，十天的时间太短了，然而奥逊•威尔斯曾对我说过，理解一个国家要么需要十天要么需要十年：第十一天起你便会习惯这里再也看不到什么了。第十一天，明天，是他返程的日子。我因此请求他今日务必到我家来喝一杯。“威士忌？”我问道，“啤酒？白兰地酒？”“可口可乐，”他说。房间的窗户正对着一条两侧全是摩天大楼的马路，一栋挨着一栋，一栋连着一栋，自东河向着哈得逊一路延伸。当你扭过头看着它们，你仿佛落入了一个陷阱，你就像陷阱深处的野兽一样渴望绿叶花香。或者渴望安静。地狱般的喧闹从玻璃窗半开的缝隙倾泻进来：发动机的轰鸣，汽车喇叭的尖响，电钻一刻不停地开动，汽笛长鸣。市内开始烧煤供暖了，于是你连睫毛上都挂着黑色的烟尘，成了睁眼的瞎子。天上还在下雨；我们正好赶上了一个一切都让人讨厌、让人提不起一点精神的日子。然而帕索里尼仍在兴致盎然地喝着他的可乐，突然之间，他开口说：“我真想回到十八岁一辈子住在这里。”

“在这里？纽约？！”

“这是一座有魔力的城市，无法抵挡，美丽极了。属于少数那种蒙受恩宠的幸运城市之一。就像有的诗人只要动笔必然写出佳作。我很遗憾没能在很久以前就来到这里，二十或三十年以前，然后留在这儿。从未有哪个国家让我第一次来就生出这样的想法。也许在非洲的时候例外。然而如果我想定居非洲那是为了不用自杀。非洲就像是一剂麻醉药，是逃避，你服用它因为你不想死。纽约不是逃避：纽约是一种责任，一场战争。纽约让你想要做事、对抗、改变：你喜欢它就像喜欢那些二十岁时会喜欢的东西。我是坐火车从蒙特利尔来的。下车时我身处一座巨大的黑暗笼罩的车站，在一条地下隧道里。找不到搬运工而我提的行李很重。可是我走起路来仿佛它们没有一点重量。我朝着一片耀眼的光芒移动，一片耀眼的光芒在隧道尽头，走出隧道的一刻整座城市迎面袭来有如某种奇境示现。就像是十字军士兵见到了耶路撒冷。我并不觉得自己是外来人，我立刻就学会了像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一样走在路上：可是我对这座城市仍一无所知。因为纽约从来没有被表现过。文学没有表现过它：有关纽约的文学只有金斯堡的诗歌，再有就是吉格斯和玛吉的连环画片。绘画没有表现过它：纽约主题的绘画完全没有。电影没能表现它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纽约是无法被拍摄的。从远处看去它就像多洛米蒂山脉，太上镜、太壮观了，使人厌烦。从近处，从里面，又什么也看不到了：永远无法把一栋大楼的底层和顶层同时收进镜头里。然而纽约的美不仅在于物质的外表。更在于它的青春。这是一座年轻人的城市，是我见过的城市中黄昏派习气最少的。这里的年轻人，多么优雅啊。”

“优雅？！”

“这些年轻人的品味妙不可言：看看他们穿的衣服。再诚实、再特立独行不过了。无论大众还是小布尔乔亚的规则都对他们毫无作用。看那些花哨的套头衫，那些廉价的外套，那些不可思议的配色。他们简直不是在穿衣服，而是在化装改扮：就像你小时候会套上外婆长长的睡衣一样。化着装他们走在路上，神气十足，他们的优雅之处毫不掺杂幼稚或是神秘的成分，而他们对此也是完全自觉的。你不禁就想要模仿他们因为还有哪里能让你这样穿呢？罗马？米兰？巴黎？我在那些城市永远害怕别人看我，怕他们转过头来。在这里我一点顾虑也没有，想穿什么就穿什么出门，谁也不会扭过头来看我的。在这里不一样，没有人会为好奇心打扰别人。昨天在42街我见到一个垂死的人。他手里拿着一小包东西：他盯着那东西看了一会，狠狠地把它往地上一摔，力气太大，包装都摔裂了。谁知道里面有些什么呢。紧接着他靠住了墙，头枕在小臂上，一点一点滑下去，最后瘫倒在地哭了起来。他就要这样死掉了。谁也没有停下来看他一眼，哪怕只是给他一杯水，为他随便做些什么。前天晚上，大都会附近，我看见一个老人卧倒在人行道上，身上盖着一条花呢毯子。旁边有一个年轻人，很英俊，是你会认为优雅的那种：光洁的皮鞋，轻薄的袜子，裁剪很讲究的长裤，一件非常漂亮的套头衫。那老人握住他的一只手放在胸前，脸上没有血色，已经被死亡掏空了。路过的人谁也没有停下来，有人还在笑着。但这就是恶吗？抑或我们停下来窥视才是？其他人的沉默未必就是缺少悲悯之心，也许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悲悯，不窥探，不靠近……”

美国堪称是红颜祸水，诱惑着所有的人。我还没有见过在此地登陆的哪个共产主义者不曾被冲昏了脑子。来的时候他们满怀敌意、成见、乃至蔑视，一眨眼的工夫，启示和恩宠就将他们击倒了。一切他们都说好，一切都喜欢：离开的时候人人都爱上了这里，眼里含着泪水。是不是啊，帕索里尼？他耸了耸肩，不以为然的样子。

“我是一个没有党派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未提出过加入共产党的请求，而我从小就爱上美国了。个中原因，连我也搞不清楚。美国的文学，比如说吧，我向来都不感兴趣。我既不喜欢海明威，也不喜欢斯坦贝克，几乎不喜欢福克纳：从梅尔维尔我直接跳到了艾伦·金斯堡。美国的‘体制’，当然啦，和我的马克思主义信念也绝不相容。还有什么呢？电影，可能吧。对美国电影的迷恋贯穿了我的整个青年时代，那是一个暴烈、残酷的美国，但并不是我如今发现的这个：年轻、绝望、理想主义。在他们身上有某种理想主义，与强大的实用主义同时并存。这里的人从未像我们那样怀疑、玩世，也从未成为对政治麻木的现实主义者：他们永远活在梦里因此必须理想化些什么东西。甚至有钱人、掌握权力的人，也不能例外。这个世界上真正的革命契机，不在中国，也不在俄国：在美国。什么意思呢？你去莫斯科，去布拉格，去布达佩斯看看，就知道那里的革命已经彻底失败了：社会主义让一批经理掌握了权力而工人仍然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去法国，去意大利，你就明白欧洲[西欧]的共产主义只是一个空壳。到美国来你能找到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能想到的最美妙的左翼力量。我认识了一些SNCC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青年人，你知道，那些到南方来组织黑人的学生。他们让人想到最初的基督徒，身上有一种同样的绝对神性，正如基督对青年财主说：‘你要舍弃一切来跟从我，谁爱父母的是恼恨我。’那些人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反共主义者，而是民主的神秘主义信徒：他们的革命就在于推进民主直至抵达最极致和近乎疯狂的结果。认识他们之后我有了一个想法：把我那部关于圣保罗的电影故事背景搬到美国来。我想要把整个故事从罗马挪到纽约，除了设置在我们的时代之外不改动任何东西。什么意思？就是说仍然完全忠实于他的那些书信。纽约和圣保罗谈论的古代罗马之间有太多的相似之处。腐化、权力关系、黑人和毒品问题。面对这一切，圣保罗作出的是一种神圣的回应，也就是极端的回应，就像那些SNCC成员们……”
帕索里尼七点钟有个约会，赫伯特•布劳——林肯中心的戏剧总监——邀请他共进晚餐。这个钟点没有出租车，我们只能步行前往。空中飘着恼人的毛毛细雨，他却一无所觉，要么就是很喜欢这样的天气——不住口地说：“你看，见到吉格斯和玛吉住的房子，就好像又回到了童年一样。”那种千百般痛苦充塞的忧伤几乎从他的眼睛里消失了。

“这座城市最重要的面相是它的贫乏[miseria]。”

“贫乏？！纽约？！”

“是啊。纽约的贫乏，或者说贫穷，和那些独立没多久的前殖民地是一模一样的。和你在加尔各答、孟买、卡萨布兰卡看到的贫穷别无二致。这是什么意思？不是一种经济上的、食不果腹的贫乏，而是那种，对了，心理上的。那种四处弥漫的污秽感，那种一切都不稳定的状态。那些沥青没有铺好，一下雨便到处是泥坑的柏油路面。那些发褐发黑的围墙，匆忙地垒起来仿佛就是为了匆忙地被拆掉。没有哪怕一个角落是深思熟虑之下建设起来、将要持续下去的。纽约也有公园大道，当然啦，有那些光辉灿烂的玻璃摩天大楼：但那些是它的金字塔。置身今日的纽约就仿佛置身奴隶正在建造金字塔的埃及。要知道，我不是说埃及的奴隶就一定过得很苦。也许他们在无望之中也会快乐，晚上也会喝点酒，寻开心……但这和我说的毫无关系。纽约最重要的面貌仍然是这种前殖民地的贫乏，流氓无产阶级[sottoproletariato]的贫乏。”

“纽约？流氓无产阶级？”

“千真万确。每个人身上都留下了同样的属于流氓无产阶级的烙印：打眼看去你甚至辨不出不同阶级的差别。就像在莫斯科你走在街上也会觉得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差别显然依旧存在着但是他们意识不到，我们也意识不到。为什么？因为这里的人没有阶级自觉。对于一个从意大利到这里来的人，纽约比非洲或是印度更能令他不知所措。我的意思是当你走进加尔各答，走进喀土穆，你深入的是一个特定的人种，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每个阶级都自觉地存在着。来到纽约你看到什么？一片人种混合的烟花，所有人种都被同一个系统、同一种底层吸收和同化了，这底层就是流氓无产阶级。看看美国的工人群体吧，这个融合了流氓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迷人怪物。在这里不存在作为其本身的工人因为他们没有工人阶级的自觉。无底的深渊。可是在美国，无论你在哪里，是哪一种人在哪一条街上处于什么环境，你永远像是在无底的深渊边上。就好像你正从摩天大楼顶上探出身体。这是一种善吗，还是一种恶？我也不知道，我有些糊涂了。放在欧洲我会认为它是负面的，此地则不然。我赞美这个国家蕴含的革命契机，我的心毫无疑问属于那些不幸的黑人和不幸的卡拉布里亚人，与此同时我也尊重美国的“体系”，美国的制度……我要回去了，我要深入地想一想。”

赫伯特•布劳与我们见面的餐厅以它的烤龙虾著称。晚餐？龙虾？帕索里尼梦游般地从混乱思绪织成的迷宫里出来，点了一杯牛奶，一份什锦水果但不要橙子。他患有胃溃疡，需要手术，吃东西就像小婴儿一样。他们谈起戏剧，项目，布劳盯着他看，一脸惊奇：这个革命者吃东西就像小婴儿一样。过不了多久双方就将分手，各自都感到厌烦。吃过晚饭布劳陪同帕索里尼去了林肯中心，观看一出古装喜剧的排练。但是帕索里尼对古装喜剧，对电力驱动的舞台装置——更换布景、转动舞台、抬高座椅只需几秒钟的时间——一点兴趣都没有。这样的奇迹在他的世界里没有位置。同样没有位置的还有玻璃摩天大楼、公园大道、升空的火箭和活体心脏移植手术：那个美丽、清洁、舒适，想上天堂的人会喜欢的美国。和兰波（或者某些殉道烈士）一样他想要的永远是回到地狱，回到那些随时可能被一枪击中心脏的街区，那些悲惨甚或罪恶的偶遇，惩罚，艾尔莎·莫兰特口中的格林尼治村，昨天夜里他亲眼见识的哈莱姆，那是一个多么美妙的夜晚啊。给他介绍了一位黑人工会活动家，属于极左翼阵营，也就是不肯接受马丁·路德·金鼓吹的非暴力方案而随时准备杀人见血的那些人。活动家带他去了一个从四十六层摔下来落到四十二层奇迹般被一条绳子挂住的工人家里，工人是个年老的黑人，躺在床上快活地笑啊，笑啊，笑起来那么动人。忽然他不耐烦起来，和我道了别，匆匆握一握手，便独自消失在黑暗里了。

今天他就要启程了，事情一大堆：首先有个人强烈要求为他拍照，好像叫什么阿瓦隆的。“迪克·阿维顿？”“对了，差不多叫这个。”“你不知道阿维顿是谁？”“不知道，是什么人？”“也许是全美国最伟大的摄影师，毫无疑问是世界顶级的。”“哟，真的啊？”阿维顿请求帕索里尼11点前抵达他的工作室但帕索里尼迟到了，因为在台阶上遇到一个从清晨开始就醉醺醺的流浪汉，而一个醉酒的流浪汉至少也值一百张阿维顿的照片喽。

从那人身边走开的时候帕索里尼给了他不知多少美元，先前他曾以慈母般的耐心与温柔倾听流浪汉说话，而如今当他望着那幅占据了阿维顿工作室一整面墙的巨型快照，他的兴趣无疑已经衰退了：照片上是查理·卓别林假装成魔鬼，伸出双手的食指和小拇指放在太阳穴两旁模仿头上的角或三头叉。“是他在美国度过的最后一天拍的，”阿维顿说，“几个小时之后他就登上直达渡轮去欧洲了。请您到这里来……”然而帕索里尼更关心的是其他几张照片的故事：一位黑人少年，比如说，他被3K党殴打之后重伤而死。一位黑白混血人士，他两次被选为众议员却不能进入议会只因他反对越南战争。再或者赤身裸体的艾伦·金斯堡，浑身上下只有体毛和胡子，这使得帕索里尼再一次表白了对美国的爱意：“想想看吧，美国的知识分子。一切都是多么自相矛盾啊；你先是遇到一个莫里斯的弟子和你讨论符号学而他靠研究彼特拉克的诗歌拿了大学学位，接着又遇到两个女学生甚至不知道阿波利奈尔和兰波的名字。‘谁是你最喜欢的诗人？’她们这样问，你说‘兰波，阿波利奈尔，马查多和卡瓦菲斯’。她们瞪着你，云里雾里的样子。卡瓦菲斯，这可以理解。不知道马查多已经很糟糕，阿波利奈尔堪称荒谬，到了兰波就简直令人气愤了。可是她们对文化又是何等尊重！她们的态度充满了谦卑和敬畏，多么了不起的品质啊。再想想意大利人，即使一无所知的时候也自居为智慧的主人。意大利人永远不会有哪怕一瞬间流露出对智慧的敬畏。比如说吧，像是翁贝托·艾柯这种人。所有的学问他都懂所以他就以最冷漠的态度一股脑把这些学识全都喷吐到你的脸上。听他说话就像面对一个机器人。如果一个美国人和翁贝托·艾柯同样博学，他仍将是一个谦逊的人，不会自以为占有了智慧，而是近乎对自身的修养感到恐惧。这样的人才是正直的，我会喜欢……”

与此同时阿维顿按下了快门，以飨《Vogue》杂志所有轻浮时髦的女读者们。真是不同寻常的场面，和我们在格林尼治村的时候不相上下。

紧接着他就去了格林尼治村，为了购买那些在他看来极为优雅然而回到罗马他一次也不会再穿的夹克衫和裤子：他是一个如此害怕被人认出、评论、观看的人。其中最吸引他的是一件衬衫，样式与监狱犯人穿的那种一模一样。左侧胸前的口袋上写着：“国家监狱，犯人编号3678”。帕索里尼被它迷住了，试了又试，这时候从第十大道的街角刚好走过来一队支持越南战争的游行队伍。男人和女人经过时面色阴沉，手持巨大的标语牌，上面用潦草的字体写着“轰炸河内”；有人戴着一种徽章，写的是“杀光所有赤色分子”。就在此时开来一辆汽车，车上下来两个小伙子和一个穿长裤的金发姑娘。姑娘拿着一把吉他，她靠在汽车引擎盖上，弹起一支忧伤的曲子，两个小伙子在她两旁；接着三个人同时唱起一首抗议的歌。其他人继续挥舞手中的牌子而他们也一直唱了下去：没有一次争吵，一句辱骂，一丁点表示仇恨的动作。帕索里尼站在那里专注地看着他们，身上还穿着犯人款式的衬衣，他的眼睛变得湿润、温和，低声说：“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美好的一件事。我一辈子都不会忘掉它。我要回来，即使不再是十八岁我仍要留在这里。我是多么不愿离开啊，就像是有什么被偷走了。我就像是一个小男孩，眼前是一块还没动过的大蛋糕，蛋糕一层又一层，小孩自己也不知道哪层他最喜欢，只知道他想要、他就要把它们全都吃掉了。每一层都要吃掉。就在他张嘴刚要咬下去的时候蛋糕让人拿走了。”

这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纽约留下的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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