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igger Warning：有详细panic attack描写。
突然之间，整个世界都出错了。脚下的草皮，原本是完美的平地，仿佛成了最险峻的陡坡。圣保罗球场的看台令人恐惧地向我迫近，仿佛一把巨大的钢钳即将使我粉身碎骨。我可以逐一分辨出看台上每个观众的脸，我看到他们不断鼓噪，我觉得他们对我充满恶意。我仿佛能够读出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脑袋充满了期望。他们为什么一刻不停地动来动去？所有人都在对我提出同样的要求，唯一的一个：“把那个球踢向守门员的身后，踢进阿根廷队的球门里。”但是我的耳中听不见任何声音。听见的只有我的心跳，它在我的两个太阳穴之间轰鸣。我把注意力集中在这最原始的节奏上，我意识到我的双眼正在极力张开。我不再能控制我身体的反应，我的身体和我现在毫无关系。惊讶之情变成了担忧，接着变成焦虑。我无法理解在我身上发生的事。三十年来我从未遇到过我的身体，我对它的了解是如此充足，不再跟随我的欲望，不再响应我的意志。
终场时比分是1-1，加时阶段也波澜不惊地结束了。意大利对阿根廷，1990年世界杯半决赛，一场万众期待的比赛。在一座最狂热地爱着马拉多纳的城市迎战马拉多纳本人，这实在是命运开的一个恶劣玩笑。迭戈在赛前的言论刻意地要在那不勒斯球迷的爱国情怀中间制造一道缺口，一道裂痕。听到他说：“意大利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记起那不勒斯的存在。”本地的球迷心生疑虑，他们与自己的俱乐部领袖作对并不是心甘情愿的。于是我就站在了这里，仿佛一具标本兀立在这座如此可怕的竞技场中间，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即将在斗兽场上被狮子吃掉的人。我还要说我此时此刻站在这里并不是偶然的。身披国家队的蓝色球衣，踏上圣保罗球场，等待着一场价值一个世界杯决赛名额的点球大战，这一切都代表着我整个职业生涯的最高成果。一切都源于此前的无数场比赛，所有的进球，所有的辛苦和牺牲，伤痛和快乐，此时此刻它们被无限地放大，就像竞技体育中总是发生的那样。同样的总结也适用于我的每一位队友，我们被召集起来出战一届对于足球运动员来说最难应对的世界杯：作为代表东道主的球队。
进入半决赛之前我们未失一球，在罗马奥林匹克球场的神殿里，全队笼罩在一种近乎有形有质的蒙福状态之中。当球队的大巴驶出位于马里诺的驻地，此地离首都约有五十公里的距离，全程都会有人群的海洋在两侧护卫我们，每场比赛都是如此。球迷们围拢在道路两旁，手持三色旗帜，在我们经过时不断挥舞，每个人看起来都是美丽而快乐的。还有同样带来快乐、但更加巨大的旗帜在球场内等着我们，整座球场化为一座红、白、绿三色无限欢腾的深渊，这一切给我们带来的优势，对手是无论如何难以弥补的。
我仅仅是依靠阿泽利奥·维奇尼的一念之差才入选了国家队。我知道我并不属于他偏爱的那一类前锋。维奇尼欣赏能力全面的攻击手，能在场上做好任何事情。詹卢卡·维亚利才是他的前锋理想型。相反，我则是一个偏科选手，有些事情相当擅长，另一些就差得远了。但最后他还是选择了招我进队。1990年3月19日，在那一届国家队的领队（capodelegazione）詹皮埃罗·博尼佩尔蒂的陪同下，维奇尼来到圣西罗，观看了国际米兰7-2战胜亚特兰大的比赛。从我的立场来讲，他这场比赛选得是再好不过了。我为队友送出三次助攻，制造了一个点球，自己进了一个球，另外还有一个尤尔根·克林斯曼的进球也是在我的掩护之下打入的。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正是博尼佩尔蒂，他对我十分欣赏而且在尤文图斯曾是我的俱乐部主席，让维奇尼认可了我的实力。博尼佩尔蒂主张说，即使不让我首发踢满全场，我也有可能发挥关键作用。他说服维奇尼相信，至少在比赛的最后时刻仍需要进球的时候，我的头球能力可以让球队多一个选择。博尼佩尔蒂实在是一个善于说服的人，于是我得到了征召。那时我已近而立之年，可是接到消息的一刻我仍旧满怀少年人的喜悦与热情，尤其是我心知肚明这很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身披蓝色球衣参加世界杯了。
科维尔恰诺基地的日常训练强度很高，而且总是以内部对抗赛收尾，为了让教练先生眼前一亮，提升自己在队内的地位，我们大家无不全力以赴。那些对抗赛都是真刀真枪的对决，一点也不像是练习了。意志上的狂热和心理上的脆弱同时存在于我们身上。只需要教练的一句夸奖或是一个不满的手势，再糟的一天也会变得美好，反之亦然。随着时间流逝，阿泽利奥对我的冷淡态度渐渐融化，起初表现为有时温和的笑意，后来表现为训练结束后火热的闲聊，其间越来越多地伴随着打趣和笑声。日子一天天过去，我觉得某种真正的信任已经在我们之间成形了。
小组赛我们三战全胜，对手分别是奥地利、美国和捷克斯洛伐克。虽然斯基拉奇和巴乔的爆发没有留给我多少出场的希望，我在训练中的努力和投入还是一如既往。在那个纳尼尼和本纳托歌唱的意大利之夏，托托·斯基拉奇就好像米达斯国王，无论什么被他一碰都会变成金子。至于罗伯特·巴乔，从技术角度说，他本来就是无可比拟的。他的带球堪称是移动的艺术，而我，和全世界千千万万守在电视机前的观众一样，对此唯有赞叹。直到八分之一决赛，我才等来了我自己的荣耀时刻。那是1990年6月25日，恰好是我的30岁生日。早饭时，大家只是匆匆忙忙地祝贺了我，比赛本身的重要性容不得我们分心。乌拉圭队的强硬球风名声在外，他们后防稳固，战术均衡，很少追求华丽的表演。上半场他们很好地收紧了阵型。中场休息时，维奇尼拍了拍我的肩膀，在我耳边说：“我要是把你派上去，你能准备好吗？”我回答说：“当然，教练先生。”我几乎是立刻就开始热身，第52分钟我替补登场了。我内心平静，信心十足，斗志昂扬。我用左脚外脚背送出的一记直传，从一名对方后卫两腿之间穿过，到了托托脚下，帮助他以一脚远射首开纪录。我觉得自己正在场上飞翔，字面意义上的。所以当贾尼尼开出的任意球落到禁区中央，我唯一还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纵身起跳，再一次重复那个如今已成为本能的动作，同一个动作我重复过成百上千次，直到将它印入意识最深的角落，在那里一切都是可以自动发生的。起跳，甩头，头球射门。一套如此简单的仪式，却又极其复杂，力量和协调性必须浑然一体，我的书也是以这个动作命名的。如果完成得好，它足以摧枯拉朽，而1990年的那一天正是这样。
如果我闭上眼睛，回想那个进球，在眼睑下的黑暗里我会看见一道极其明亮的光，一切都是安静的，接着看到皮球在球网内模糊的轮廓，整座球场的轰鸣声在我周围旋转，好像是球场本身在动一样，随后才是一切轰然爆发出来，化为同时属于地狱和天堂的巨响。无穷无尽的喜悦，我在一种超越性的境界里飞翔。从球员身份退役以后，我最怀念的正是这个：一粒关键进球之后的短短二十秒钟。场内的队友和看台上的球迷，一张张被喜悦扭曲的脸，仿佛一面镜子为你的喜乐映出形象。那二十秒内你和他们彻底共融。你大喊大叫但你听不到自己。你一路狂奔但你并不知道。你的眼睛拥有三百六十度的视野，像雷达一样什么都能看到。你的意识无限开放，将现场的数万人全数纳入其中，就像一支配合默契的交响乐队，所有人都和你在每一个音符上同时振动着。
离开足球之后，我在人生中仍然有过深刻的热爱，有过饱满和完全的激情，例如当我感受到孩子们带来的独一无二的快乐的时候。但是像这样原始和激烈的狂喜时刻再也没有了。在我的经历中，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重新带给我压缩在那如此美妙的二十秒钟之内的、如此强劲而席卷一切的振动。
托托也回赠我一份绝妙的生日礼物，即使晚了几天，他在意大利对爱尔兰的四分之一决赛第38分钟打入一球。这个球将我们送进了半决赛。由于我们已经知道对手将是阿根廷，某些难以言传的担忧开始浮现出来。大家立刻就明白那不会是一场普通的世界杯半决赛，它意味着太多的东西。在圣保罗球场比赛，一方面意味着我们将拥有一批不同凡响的现场观众，那不勒斯人正是如此，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们要在马拉多纳的家门口和他决战了。说实话，我们绝对不想遇到这种局面，即使我们对自己有很高的评价，队内气氛充满自信，意大利全国都以超乎想象的热情支持我们。球迷激励我们，肯定我们，为我们注入勇气。截至半决赛前的整个赛事期间，我从未见过任何人指责、攻击或者质疑球队。针对特定球员的怒火也是极其罕见的。唯一的争议事件，更多地出自爱而不是恨，是佛罗伦萨球迷做的，他们在科维尔恰诺闹出了很大的动静，抗议巴乔即将从佛罗伦萨转会到尤文图斯，消息恰好在那个初夏公布了。不过，在足协官员的居中调处之下，这件事情也很快得以解决，气氛再次平静下来。
从罗马出发前往那不勒斯之前，我们得知维亚利已经从对美国比赛中的一次肌肉伤病中恢复，队医认为他可以上场了。这一状况导致了首发阵容的重新洗牌。斯基拉奇如有神助，而且和巴乔建立了不可多得的默契，以至于尤文图斯的管理层留意到两人的出色配合，后来决定在俱乐部也由他们搭档锋线了。到底谁会出场呢？大巴和更衣室里流传着皮埃特罗·维尔科沃德有可能重回首发阵容的说法，他是一名强悍的盯人选手，经验极其丰富，可能被派作盯防马拉多纳的人选。半决赛前夜我们的心境不再像备战之前几场比赛时那样平和了。首发阵容的模糊转化为报纸上的头条标题和电视上的激烈辩论，而我们球员也同样能看到它们。比赛当天早晨，维奇尼向我们宣布了首发阵容，和对爱尔兰的比赛只有一项差异：维亚利代替巴乔出场。现有的锋线组合，尽管是偶然搭配在一起的，但它的威力是如此强大，所有人都认为把它拆散是不大明智的。而詹卢卡固然已从伤势中恢复，但他缺阵甚久，他的身体状态到底如何也很值得怀疑。
进入圣保罗球场实在是一种神奇的体验。映入眼帘的景象壮观无比。看台上观众与观众之间，连哪怕一厘米的空隙都找不到。显然全场座位已销售一空，但是我们都在怀疑，就像每逢这样的场合，在世界各地都有可能发生的那样，人数远多于球场额定容量的观众被放了进来。那不勒斯观众的声势，以及他们对球队强烈的热爱是显而易见的，但却少了罗马奥林匹克球场的那种魔力。我们只是一座球场中的一支足球队，不再是诸神的竞技场中的英雄了。随着环境的改变，有什么东西悄然丢失了，而我们从比赛的头几分钟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从替补席上看去，我意识到我的队友比往常绷得更紧。球队的运转也不再像平时那样流畅了，而比赛的频繁中断，主要是由于阿根廷球员接连不断的犯规动作，进一步干扰了我们的节奏。
万众期待的斯基拉奇的进球，不可避免地到来了，这似乎令全队精神一振。我们又重新找回自己了。这里是属于我们的球场，我们要夺取属于我们的世界杯。然而马拉多纳的存在剥夺了球队重新获得的安全感。作为球队领袖，他极力煽动队友。他用言语和行动指挥他们。他用充满灵气的表演启发他们，为他们送出毫米级精度的传球。直到今日，我的眼前还会清清楚楚地浮现出他给卡尼吉亚以及其他中场的传球，这些人轮番冲入我们的禁区。我看到的马拉多纳已经不是那个超群绝伦的杂技天才，凭借一己之力改变比赛，他成了一位成熟老练的冠军球员，能够让他所在的整支球队踢得更好。他的天才现在已经为球队的共同利益服务了。他统摄着球队的战术，让自己的灵感服务于集体的需求。经验丰富的他明白自己应当做一张弓，好让卡尼吉亚这支箭射向我们。
如果说马拉多纳是阿根廷队的大脑，那么球队的躯干也相当结实。队内所有人都是第一等的肉搏能手，极其擅长打断比赛节奏，使我们无法照常踢球。当值主裁米歇尔·沃特罗特的执法从比赛一开始就显示出鲜明的放任倾向，即使对露骨的犯规也视而不见，更加助长了这种态度。阿根廷后卫奥斯卡·鲁杰里整个上半时都对维亚利肆意挑衅。比赛刚一开始，鲁杰里就以一个粗暴的动作放倒了保罗·马尔蒂尼，本来他那时候就应该红牌下场了。
下半时开始后不久，曾加和费里的一次配合失误让卡尼吉亚在禁区内钻了空子，头球射门得分。圣保罗球场陷入令人难以置信的死寂之中。仿佛整座球场都被埋进了地底深处，那里一切都是冰冷而压抑的。在这样的深渊之下，阿根廷的球员们自由自在地行动，有如一群危险的怪物。直到此时，比起踢出自己的战术，他们仍然更愿意选择持续地犯规，严密保护他们的后防线，那里无论什么时候都排列着多达六名球员。
“阿尔多，你上场的时候到了，想办法拉开他们的阵型，深入禁区。让大家把角球和任意球传给你，制造头球机会。”我刚一登场，鲁杰里立刻就把截至当时他专门留给维亚利的那一套搬到了我身上。当我来到禁区边缘，他的接待方式是一拳打中我的肋骨。意思再明白不过：闲人免进。由于对沃特罗特的执法尺度心知肚明，我甚至没有说什么。我准备一有机会就还以颜色。机会很快就来了，表现为我们得到的一个角球。鲁杰里狠狠踩了我一脚，所有的六块鞋钉我的脚腕全都感觉到了。剧烈的疼痛直冲云霄，然而我却面带微笑地告诉他，再使劲点，因为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呢。他有些惊讶，但还是信心十足地走了过来，于是我一等他靠近，立刻一肘捣在他的肚子上。从那时候起我们之间开始了一场自由搏击。他不断地击中我，我每次都对他说再用力些，这点动作只够给我挠挠痒痒。他那时已经有一张黄牌了，因此我的本意是让他吃到红牌。换成任何一个其他主裁执法，这一手必能收到成效，但是那天晚上沃特罗特好像把红牌忘在更衣室里了一样。后来我明白了这位法国裁判根本不打算罚下任何人，我也开始在一定程度上自由活动，比如说狠狠一脚踹在我那位守护天使的胫骨上。主裁同时闭上了两只眼睛，说明他的判罚至少还是公平的。
几年前，在阿根廷国内的电视上，这场旷日持久的肉搏战被旧事重提，有一档节目回顾了鲁杰里的职业生涯，对他的个人能力大加赞赏。鲁杰里被问到在身体对抗和场上斗志方面，谁是给他带来过最大困难的对手球员。他点了我的名，并且详细描述了对我的印象，尽管我从中几乎认不出我自己的存在。当时演播室里还特地请来了佩德罗·特罗格利奥，他曾是维罗纳俱乐部的球员，意大利语说得很好。他的任务是在我们两人互相交换很不友善的问候时辨识我们的唇部动作。加时阶段我和防守人之间的一对一决斗仍在持续，这也的确令我没能造成多大的威胁。这一很不愉快的想法萦绕在我的心中，这时终场哨吹响了。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像被掏空一样，但与此同时我也长出了一口气。我知道我是不会进入点球大战的五人名单的。我坐到了地上，放松下来，相信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从马后炮的角度，这实在是个极大的错误。
我望着眼前的各位队友，猜测着哪几人将迎来走上点球点的荣耀和重担。我想象着点球手们排成一列，心中既有对他们的钦佩，也有对他们感同身受的痛苦。就在我胡思乱想之际，维奇尼突然走了过来。他对我说：“阿尔多，你能踢点球吗？我现在只有三个人。巴乔、德阿戈斯蒂尼和巴雷西。其他人要么感觉不好，要么身体不适，可是我总得找出五个人上场啊。”要我拒绝我实在说不出口。于是我说：“教练，你再去问一遍吧，如果仍然不行，再到我这里来。”从那一刻起我的目光再也没有离开教练，我注视着他焦虑不安地在一件件蓝色球衣之间流浪，寻找那个不知去向的点球手。我看着他不断地说话，弯下腰，直起身，摇摇头，打着手势，向我走近几步，随后又走开了。直到最后，他大步流星地向着草地中央走来，那正是我坐的地方。“我找到了多纳多尼，但是我真的还差一个啊。”他说，那一刻他脸上的愁容我至今没有忘记。
此前的职业生涯我总共踢过十来个点球，其中四分之一射失了。不过，在我罚进的点球中间，有一个却相当重要，那是在东京踢洲际杯，阿根廷青年对尤文图斯的时候，尽管我知道那时的情况和眼下截然不同。在日本，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会是五个点球手之一，我从心理上是做好了准备的。走上点球点时我心境平和，我把皮球精心摆好，然后一气呵成，丝毫没有多想，就把门将骗过了。尽管两个场合并没有可比性，但那一刻我的确是想到了洲际杯的美妙时光，我对维奇尼说：“好吧，教练先生，那我就踢好了。”这句话出口时远比我的实际精神状态更加坚定。我在其中注入的力量比我体内拥有的更多。从地上起身的一瞬间，我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而我就要和与我一同被召唤的队友们站在一起，缔造历史，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
站起身来的那一刻，我惊讶地发现，我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了。我现在一分为二。我的脑子想做一件事，我的身体却做着另外的事情。然而我已经对教练点了头。临阵脱逃是不可能的。这时候我开始希望轮到自己出场之前，我的队友已经把问题解决了，因为我是名单上的最后一个。但这没有发生。多纳多尼失手了，他是另一位像我一样最后时刻才被教练召唤来与自我殊死决斗的球员，我的心跳因此陡然加速。巨大的压力变得令人无法承受了。我开始不受控制地想到阿根廷守门员毛罗·戈伊科切亚，想到他有点球杀手的名声，而且完全是名副其实的。四分之一决赛对南斯拉夫他已经立了一功。虽然我的脑子在想阿根廷的守门员，我的身体却在自行其是。轮到我出场的时候，我竭力同我的手臂，我的腰背，我的双腿作战，但是它们却完全不想听从我。
对于此刻的我来说，哪怕只是走上两步，也已经是一项需要超人努力的大工程。之前的几分钟里，为了赶走脑子里关于“点球杀手”的恐怖念头，我徒劳地尝试了呼吸练习，一面深深呼气和吸气，一面试图让我球员生涯的辉煌时刻在眼前浮现出来。毫无作用，什么也没有发生。我的大腿还是僵硬的。我在草地上行走的脚步声，被我的耳朵无限放大，在我的耳道里发出轰鸣。在犹豫中走向球门的时候，我一遍遍对自己说：慢一点。踩实地面，不要滑倒。仔细看好皮球的位置，在正确的地方触球。要把皮球踢向守门员的左方。角度不要太偏，不要去看守门员的动作，他会让你分心和困惑。我是这样告诉自己的，可是我自己却并不相信。一种错觉攫住了我，扭曲了我眼中的透视和物理法则。我离罚球点越来越近，而球门却越来越小。与此同时，戈伊科切亚的身形却在不断扩大。我朝球门最后看了一眼，我的脑海中留下的是一位巨人门将，身后有一扇给小孩子玩的玩具球门。我开始助跑，想要踢出一脚劲射，但是内心又害怕角度太偏，结果踢出的皮球朝着过于靠近中间而不是贴近门柱的方向飞了过去。戈伊科切亚扑对了方向，他扑出我的射门时动作并不坚决，有些拖泥带水，以至于球又在地上弹了一下。那一瞬间我曾清清楚楚地看见皮球跳过了阿根廷守门员的身体，缓缓滑入网中。可惜那并不是现实，只是我心中的愿望。我的意志扭曲了眼睛看到的事。一切都只是错觉。皮球向外弹了出来，再也不会进入球网。太阳从我的眼里消失了，一次只有我一个人看到的日食。
我的记忆到这里就结束了，关于我人生中最焦虑的夜晚，那一天我知道了什么是惊恐发作。身体不再响应你的意识，你成了你自己的囚徒。那一天我认识了另一个自己，此前我甚至从未想过它可能存在，值得庆幸的是此后的人生中我也再没有遇到它了。那一刻之后发生的事，已经被我的意识全部删除。多年之后，独自一人坐在家里，我终于鼓起勇气，在youtube上找到了一段那场比赛的集锦视频，点击了播放按钮。我看见电脑屏幕上闪过巴乔搂住我、安慰我的画面，而尼古拉·贝尔蒂和帕柳卡正在我身边对我耳语着什么。如今我发自内心地感谢他们，尽管由于我的过错拖延了这么久。那一刻的我已经不复存在，我将自己关进了一个我自己创造的茧房里，为了保护我逃离一种如此悲伤、如此令我沮丧和消沉的现实。意识到我辜负了自己也辜负了成百上千万的意大利人，这种感觉使我向着一种深刻的痛苦坠落下去，我为此背负着长久不能卸下的重担，直到很久很久以后我才摆脱了它。我曾经问自己如果我拒绝踢那个点球会怎么样。谁会代替我出场呢？最后的结局又会如何？我是不会知道了。我知道的是，如果那时我选择了退后，我就辜负了一个三十年前出生在蒙特贝鲁纳的小男孩。那孩子原本并不叫阿尔多，而是叫托尼诺啊。
*这是全书的第一章，下一章从他的童年讲起，所以有最后一句。
译自：Aldo Serena & Franco Vanni, I miei colpi di testa, Baldini + Castoldi, Milano 2022.
路德教徒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