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索里尼:纪念彼特拉克逝世600周年

[纪念彼特拉克逝世600周年]

文/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

对于一个文本,有两种“接近”(那些谨慎的大学教授们爱用这个词)它的方法,我们已经无法当它们不存在了:精神分析和结构主义。这两种方法已经深植于我们的习惯之中,即使是以它们比较通俗、比较庸俗化的版本。

结果就是,现在阅读彼特拉克,我们再也无法抵挡把他看作一个“临床病例”的诱惑:这样一来彼特拉克就立刻被我们当下化了。通过对他开展精神分析——当然,这种分析肯定是粗略的,相当粗略——我把他变成了我的同时代人。事实上,当我考虑这样一些问题,例如:彼特拉克的“自恋(narcisismo)情结”(按照临床精神分析的用法);他的自毁倾向(autolesionismo),以及他那永远停留在圆满的自我哀怜状态、并彻底消除一切阻碍他这样做的因素的惊人能力;他那种精神分裂式的强迫(ossesione)倾向(念念不忘的“女士的形象”【*】);还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他在异性关系方面强烈的抑制(inibizione),简直是用尽了一切的借口避免自己产生“低级的想法(pensieri bassi)”【**】。

劳拉根本不存在,她并不是一个(现实中的)人被天使化了,或者其他类似的。她根本就不属于现实(irreale)。在彼特拉克的叙述中,她是“同类中为首的那一个”,她将自己和自己(给诗人)带来的麻烦一起虚无化了,从而把全部空间都留给了诗人这个自恋患者,在这段徒有虚名的二人关系中他是永远的主角,即使他也永远是受折磨的那一个。彼特拉克做的一切事情——从改造普罗旺斯诗歌和“甜美新风格”传统的文化原型,到改造以圣奥古斯丁为代表的、精英基督教传统的宗教原型——都是为了让劳拉的性(别)不复存在。他想尽了一切办法阻碍他们之间发生任何现实上的(性)关系。最后他总算是让她死掉了,他甚至将她“移除”到了天国。通过构建这样一种由于不可抗力、客观上注定落空的(异)性关系,他的受虐式自恋情结得以释放。彼特拉克是一个毫不羞耻地要求与圣母建立平等关系的诗人;他事实上也的确绝非宗教信徒,因为如果正如所有学者主张的,他已经走出了中世纪(他只是以一种古董收藏家的态度“引用”来自中世纪的形式与灵感),彻底进入了人文主义时期,那他在“历史意义上”就是世俗的。他的圣母仅仅是一个修辞性质的人物,而他与她之间因此也只有——以渎神的方式建立的——纯粹文学性的关系。

彼特拉克几乎是不可读(illeggibile)的。吊诡之处在于,他最易读的作品反倒是他的那些拉丁文牧歌。这时候他的“仿写”(pastiche)终于变得相当有趣。他重写维吉尔的方式堪称荒诞。比如说,维吉尔本人也以一个牧童的形象出现了,全诗将一位牧羊人——也就是彼特拉克的化身——对他的爱和对另一个牧童的爱进行了对比;这后一个牧童又象征着大卫(也就是说,异教的诗歌对比神圣的诗歌)。维吉尔笔下的同性恋之爱就这样被改造成了一个纯粹的文学问题。很难说这一新的”移除”背后隐藏着什么。可以肯定的是彼特拉克的异性恋取向具有鲜明的恐怖主义特性:而正是他笔下的异性恋形式成了未来所有时代异性恋制度化的根源。归根结底,可以说彼特拉克写作《歌集》本身就是为了建立这一范式,以便进入它直到将他自己在其中彻底取消。

不止是精神分析,结构主义(我还要加上文体学批评)也能将彼特拉克变成我们的同时代人。如果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来解读,彼特拉克所有元语言意义上的陈述和选择看起来都会是绝对“当下”的。而彼特拉克的诗歌是全部文学史上元语言程度最高的诗歌写作,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它本质上完全就是将一种关于诗歌本身的思考实践化了。彼特拉克的某些超群绝伦的洞见,尤其是经过他杰出的表述,预言了未来所有的文体学研究(“文体不能延展到才能之外”【*】)。并且,彼特拉克诗歌解读的最核心问题(Sapegno对此已有清晰的阐述)就在于《歌集》的结构究竟是开放的(碎片式的、抒情诗式的)还是封闭的(“小说式”的、建构的)。解决了这一两难问题的正是结构主义:《歌集》是一种“全盘的联结”,是一个“整体”;没有任何作品是开放的!然而同时必然得到的结论是,这部无比巨大的封闭式作品又是无限小巧的,既然它的唯一源头只是一种“强迫性自恋情结”。(即使在这一点上,彼特拉克也仍是他自己最好的评论者:他的“Rerum vulgarium fragmenta”只是“无边海洋中的小小一滴”【**】;它是一部小巧却崇高的精彩语言片段选集,这甚至比说它是一部十四行诗的选集更加贴切。)

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彼特拉克主义”(petrarchismo,彼特拉克风格)作为典范塑造了从那以后所有的意大利文学,而这种典范的实质就是“单纯语言”(monolinguismo),它与但丁的“多重语言”(plurilinguismo)互相对立(这个至关重要的理论框架是詹弗兰科·孔蒂尼的贡献)。这是什么意思呢?彼特拉克使用的是一种纯粹文学化的语言,一种只由少数精心选择的词汇组成的“诗歌的行话”。但丁的语言则是一种由所有可能存在的词汇组成的公共语言,它对于每个社会阶层都不一样,涵盖了所有你能想象得到的用途:家人,商贩,官僚、文人、神学家和政治人物,全都可以运用。它同时具备了口头和书面的性质。因此,彼特拉克的语言观念是理想主义的,但丁则是个现实主义者。然而——现在重点来了:恰恰是彼特拉克正确地预言了意大利语在现实中的发展,而但丁反倒成了空想家;后者成了一种从未诞生过的“全面语言”的父亲。从那以后——截至二十世纪之前——所有时代的意大利语都将是彼特拉克的意大利语,也即一种仅在书面意义上存在而且彻底文学化的语言。这意味着但丁的语言已经在历史意义上失败了。这就是彼特拉克主义的实质所在。

我忽然有了一个顾虑。我的文章是即兴写作的。我绝不希望读者认为我要给彼特拉克来上一段“恶评”。被我在前面不但草率而且相当残忍地列举过的、他所有的那些心理障碍,他作为宗教诗人毫不可信,他作为政治诗人很不诚实,最后,就连他的写作也充满了怪异之处,这导致《歌集》读起来往往令人尴尬地难以理解;所有这些,毫无疑问,都使彼特拉克(比起正常人)更像是一个“怪胎”(mostro)。但他正是因此才成了伟大的诗人!彼特拉克主义者完全搞错了重点;就像曼佐尼的追随者也搞错了一样(参考Pietro Citati那篇精彩绝伦的文章)。

归根结底,即使仅仅将彼特拉克看作现有意大利文学传统的缔造者,即使这传统的全部内容就仅仅是一种专门由文化精英运作的语言,它完全在权力阶层的界限内运转,而对人类语言的任何其他可能性一无所知——即使如此,我对他仍然没有什么可指责的。那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崇高风格”。它通过种种语义扩张(dilatazioni)、种种意义与“声音的意义”之间的对换,曾经给我们带来过多么深刻的感动啊!

作为“意大利文学之父”的彼特拉克同样也是风格意义上“工艺标准”的奠基人。换句话说,可以说彼特拉克就是所谓“审美价值”的缔造者。在当代社会,这一价值范畴受到严重的轻视,这种轻视已经普遍到危险的程度。似乎任何还在意它的人某种程度上都成了讨人厌的、多愁善感的叛徒。然而审美范畴的价值标准是“工艺”性的;任何来自工艺(artigianato)的产品,哪怕是为最低贱的用途制作的——一双便鞋,一个夜壶,一个粪桶——都不可能与它割离。即使对现代工业来讲也是一样的。当你比较一辆阿尔法和一辆菲亚特,你可以无休无止地就技术问题争论下去,但你同时仍然不可能忘却它们的审美价值,它同样属于那些竞争车型的设计师的工作成果。彼特拉克主义绝不仅是一个语言学现象;它代表的是人类生活中——在更加普遍的意义上——对那些形式上“更好地选择”过的事物必要的需求。在这个意义上,彼特拉克的标准是难以废除的,即使那正是新资本主义的企业高管和中国的红卫兵们不约而同想要做到的事。实际上应该说他们已经在做了。不幸的是,他们开辟了通往废除文学本身的道路,却全然没有意识到哪怕一座导弹发射架或一颗凝固汽油弹也可能是”美”的,甚至“美”到彼特拉克主义的地步。

[原刊《信使报》(Il Messaggero),1974年7月19日。]

附:彼特拉克的解放

留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