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系作者于1960-1965年在意共官方运营的左翼文化刊物《新道路》(Vie nuove)上撰写的“答读者来信”专栏短文。译自：Pier Paolo Pasolini, Le belle bandiere, Garzanti, 电子版2021。】
亲爱的帕索里尼，我是您专栏的热心读者，非常认同它的写作方式。我想要请教您一个问题：现在有如此之多的文学和其他各种类型的艺术作品都在描绘所谓现代人的“孤独”，或者更准确地说，人类在现代社会中的反人性处境，能否请您讲讲所有这些作品的必要性在哪里，它们在什么程度上是成立的，它们有多重要，有什么作用。还有就是导致这种态度的文化原因。诚挚问候。
G. Stefani，佛罗伦萨
亲爱的Stefani，您的短信相当于邀请我写一本书。您提到的是近年创作的“文学和其他各种类型的艺术作品”：要是我也按这个调子来回答问题，而且以我最典型的、充满分析热情的方式，那我需要写出整整一章文化史才行。不过眼下我想将您的来信视为一个促使我谈谈最新现象的契机：您所说的这类“文学和艺术作品”，最近的例子可能是安东尼奥尼的那些电影以及莫拉维亚的小说《愁闷》（La noia）吧。
无论《夜》还是《愁闷》都表达了，正如您所说，“现代人的孤独”，或者“更准确地说，人类在现代社会中的反人性处境”。但是这两部作品之间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一方面，《夜》是由它的作者——安东尼奥尼——“直接地”创作的：在这个故事里，莫罗是“她”，马斯楚安尼是“他”；然而尽管它的叙事视角是客观的，作品本身却是极端地主观和抒情性的。“她”和“他”这两个人物仅仅是两个“空虚的声音”（flatus vocis，没有实体的声音），用来表达一种含糊的、非理性的、近乎无法表达的焦虑，这种情绪状态对安东尼奥尼来说是典型的，而且在他的人物身上几乎完全成了一种作者本人情绪的映射或者转移。
《愁闷》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它是由作者“间接地”创作的；男主人公迪诺是故事中的“我”，第一人称的叙述者：尽管它的叙事视角是主观的，作品本身却是极端地客观和自觉的。“我”这个人物仅仅是一个中介，用于表达这样一种焦虑状态，它在作者体内是完全清晰的、历史化的、理性的，而仅仅在小说人物身上才重获了它的模糊性，而后者其实无非是艺术层面的现实性罢了。两部作品同样表达了当代资产阶级的焦虑：但是它们采用的艺术方法学，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却是截然不同的，而这正是两部作品在基础意识形态方面巨大差异的反映。
对安东尼奥尼来讲，这个所有他电影中的事件和情绪都在其中发生的世界，是凝固不变的，它作为一个系统是绝对的、不可修正的、甚至某种意义上来说神圣的。焦虑情绪是在不自知的情况下自行运作的，就像纯粹的自然世界中随处可见的那样：蜜蜂不知道自己是蜜蜂，玫瑰不知道自己是玫瑰，野蛮人不知道自己是野蛮人。
而蜜蜂、玫瑰、野蛮人的世界是一个历史之外的世界，在其本身内部永恒不变，除了感觉上的深度，没有任何“愿景”可言。
因此安东尼奥尼的人物不知道自己是焦虑的人物，他们永远不会对自己提出焦虑这个问题，除了通过纯粹的感觉“感受”到这一点；他们因一种症候痛苦但不知它是什么。他们感受到痛苦，然后就没了。“她”走来走去，神经质地抠掉墙皮，“他”顶着一张怏怏不乐的脸徘徊于大街小巷和沙龙客厅，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实际上，安东尼奥尼根本不会让我们想到，或者假设，或者哪怕只是凭直觉猜测他的人物还有任何其他的存在（生活）方式：正如他的人物仅仅是“遭受”了焦虑而始终不知道它是什么，安东尼奥尼也仅仅是描述了焦虑而同样不知道它是什么。
莫拉维亚，恰恰相反，知道得再清楚不过了。不仅他知道，他的人物迪诺也知道，因为这个人物的生活和行动处于一个文化上仅仅是略低于莫拉维亚本人的水平。所以整部小说里，从头到尾，他一刻不停地讨论、分析、定义着自己的焦虑（在小说里它被称为“愁闷”/“厌倦”）。这种焦虑来自他作为富裕资产阶级青年人的一种情结，而这种情结以一种十分有害的方式导致他无法与外部世界建立正常的联系：神经质和焦虑产生了。仅有的逃离方式只剩下性欲（eros）的放纵：但是性爱很快也暴露出其机械性和强迫性的本质来了。到此为止，这就是小说人物知道的事情。莫拉维亚，当然啦，他知道得更多。他知道心理学绝不仅仅是心理学：它总是与社会学同在。他知道这里所说的“情结”固然与个人处境密不可分，但它也同样是一个社会现象，源于一种社会阶级之间的错误关系，也就是说，富人与穷人、知识分子与工人、文化精英与未受教育的人、道德家与单纯的人之间的错误关系。换句话说，莫拉维亚知道马克思，但他的人物不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关于他自己的毛病，小说主角所有那些连篇累牍的论述或多或少都成了空转，它们最后具有的仅是一种摹仿和抒情层面的价值。要想解决问题，主角缺少的恰恰就是莫拉维亚知道而他自己不知道的那件事。《愁闷》是一部非常出色的小说，它的结尾本应是一个悲剧，而非悬置状态。莫拉维亚本应有足够的勇气，拒绝给他的主角留下任何希望：因为这个人物的病根是不可拔除的。任何第三方力量或者人道主义的折衷理想都不可能使他解脱。
遗憾的是，对于平均水平的资产阶级大众，乃至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尽管他们会嘲笑电影里某些笨拙的台词），注定是《夜》而非《愁闷》更容易引起他们的共鸣：除了骨子里的虚伪让他们对性爱永远不可能像莫拉维亚的主角一样狂热之外，他们也会认为正是《夜》里那些“纯粹地焦虑”着的人物更好地反映了他们真正的愿望——永远不必理性地面对问题，他们对无论何种形式批判的逃避，还有他们内心深处对于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的欣慰，这个世界是充满焦虑的，的确，但在他们看来，它至少摆脱了焦虑的机理。
（原刊1961年3月16日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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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事实上莫拉维亚很欣赏《夜》这部电影（至少他自己这么说）。
路德教徒书 